金平资讯

   1927年1月4日，34岁的毛泽东深入湖南农村，实地考察农民运动。这是关系到解决中国革命中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一次考察。 

   中国是农业大国，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。农民问题解决的好坏关系到国运兴衰。进入近代以来，农民成为中国革命最基本的力量。要想取得革命成功，就必须关注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。赢得了农民，就赢得了中国革命。 

   1926年下半年起，随着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北伐大革命的胜利进军，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起来。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、不法地主、贪官污吏和旧恶势力等各种封建宗法思想和封建统治制度，引发了深刻的农村社会大革命。 

   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，遭到国民党右派和封建地主豪绅的诋毁和破坏，纷纷污蔑他们是“痞子运动”“土匪行为”，“糟得很”。同时，农民运动也遭到党内右倾错误领导的怀疑和责难，片面地认为农民运动会影响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。为了迁就国民党，他们宁愿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，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。 

   农民运动到底是“糟得很”，还是“好得很”?为了回答这个问题，时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毛泽东开始了对湖南农民运动的实地考察。 

   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，毛泽东身着蓝布长衫，脚穿草鞋，手拿雨伞，提着装有笔记本的袋子，在戴述人的陪同下，徒步700公里，足迹遍及湘潭、湘乡、衡山、醴陵、长沙5个县，广泛接触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干部，召开各种类型的调查会，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。毛泽东亲眼看到，他们纷纷成立了自己的政权组织——农会，打土豪、分田地，轰轰烈烈，如火如荼。泥腿子们第一次当家作主，农村大地出现了新气象。毛泽东被湖南农民的革命热情深深感染，尤其是贫农“简直很迫切的要进行别一个革命”，而“我们党在许多地方都是表示不与群众的革命热情相称，KMT(国民党的英文简写)更不待说。” 

   2月5日，考察归来后的毛泽东回到长沙，在湖南区委几次作关于农民问题的报告。2月12日，毛泽东回到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驻地武昌，在武昌都府堤41号住所的卧室内，写下了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文献——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，用大量确凿的事实，驳斥了攻击农民运动的种种谬论。毛泽东这样描述他眼中的湖南农村：“农会势盛地方，牌赌禁绝，盗匪潜踪。有些地方真个道不拾遗，夜不闭户”，他由衷地为他们欢呼：“好得很!” 经过这次考察，毛泽东更加肯定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，说明农民问题是决定中国革命全局的问题，必须放手发动农民、组织和依靠农民，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。 

   从3月5日起，这篇报告先后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《战士》周报、汉口《民国日报》、《湖南民报》等连载。4月，汉口长江书店以《湖南农民革命(一)》为书名，将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以单行本出版发行。瞿秋白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说:“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，到战线去奋斗，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。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。” 

   这篇报告发表后，很快就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。它在历史的紧要关头，为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，推动了农村大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。在湖南，广大农民群众从掌管乡政权发展为要求掌管县政权，从减租减息发展为要求没收地主土地和公平分配土地，农民群众夺取地主武装、扩大农民武装的斗争也进一步开展起来。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基础，在随后蒋介石、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的极为险恶的形势下，中国共产党才能够领导工农群众，从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中成功地转向土地革命战争。